真宗时期,有县尉一个月俸禄才五贯,感叹根本养不起全家,“五贯九百五十俸,省钱请作足钱用。妻儿尚未厌糟糠,僮仆岂免遭饥冻”,到了神宗朝,王安石也提到,基层官员一个月所得者,多的八九贯,少的四五贯。

即便是宰相,明面上的一个月薪大约是三百贯钱,一年也才就三千六百贯。

所以三千贯真的很多了。

当然,在这样的情况下,基层利用职权之便贪污,中高层权力更大,再加上宋朝优待士大夫,惩治贪赃执法很不严,雷声大雨点小,还有最夸张的是,皇帝直接让人贪污。

比如赵匡胤在某个官员上任时,就嘱咐过这样的话“听说爱卿家贫,苟有所需,但挪官钱用之”;到了真宗,有官员弹劾驸马贪污,真宗的诏命是“释不问”;神宗朝有人弹劾文彦博贪污,并且拿到了证据,神宗直接让人把证据交上来。

这还是北宋,南宋就更别提了……

反正在宋朝,贪污的结果是“夫脏者千而败者一,幸而败矣,又曰不能杀之”,一千个贪官里面不一定有一个被抓,被抓的那个不杀,过几年指不定还能重新当官,如此一来,贪赃问题只能是愈演愈烈。

再看看赵光义颁布的《戒石铭》,“尔俸尔禄,民膏民脂,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”,说的真好,然后民膏民脂被用来公务宴会,一顿可以花费三千至六千贯。

这般看来,三千贯似乎又不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