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白沐霖同志是上级指定的本书译者之一,他携带这本书是完全合法的,当然,他也负有保管责任,不该让你趁他在劳动中不备时偷拿去看——现在,你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向进攻的思想武器。”

叶文洁沉默了,她知道自己已经掉到陷阱的底部,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。

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些历史记载相反,白沐霖当初并非有意陷害叶文洁,他写给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于真诚的责任心。那时怀着各种目的直接给中央写信的人很多,大多数信件石沉大海,也有少数人因此一夜之间飞黄腾达或面临灭顶之灾。当时的神经是极其错综复杂的,作为记者,白沐霖自以为了解这神经系统的走向和敏感之处,但他过分自信了,他这封信触动了他以前不知道的雷区。得知消息后,恐惧压倒了一切,他决定牺牲叶文洁,保护自己。

半个世纪后,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,1969年的这一事件是以后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。

白沐霖无意之中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关键历史人物,但他自己没有机会知道这点,历史学家们失望地记载了他平淡的余生。白沐霖在《大生产报》一直工作到1975年,那时内蒙古建设兵团撤销,他调到一个东北城市的科协工作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然后出国到加拿大,在渥太华一所华语学校任教师至1991年,患肺癌去世。余生中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叶文洁的事,是否感到过自责和忏悔也不得而知。

“小叶啊,连里对你可是仁至义尽了。”连长喷出一口辣烈的莫合烟,看着地面说,“你出身和家庭背景都不好,可我们没把你当外人。针对你脱离群众、不积极要求进步的倾向,我和指导员都多次找你谈过,想帮助你。谁想到,你竟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!”

“我早就看出来,她对‘’的抵触情绪是根深蒂固的。”指导员接着说。

“下午,派两个人,把她和这些罪证一起送到师部去。”张主任面无表情地说。

同室的三名女犯相继被提走,监室里只剩叶文洁一个人了。墙角的那一小堆煤用完了也没人来加,炉子很快灭了,监室里冷了下来,叶文洁不得不将被子裹在身上。

天黑前来了两个人,其中一名是年长些的部,随行的那人介绍说她是中级法院军管会的军代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