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站在思想政治的最高处,那谁就是皇权之下最有“话语权”的人。

而教材,无疑是体现这种高度最重要的标志。

正如儒家,借助四书五经这些教材,统治着无数读书士子的思想与灵魂。

四书五经是先辈编纂的教材,几千年来就没怎么改动过,直至宋代,一个名为朱熹的家伙,批来批去,也搞了几本批注式教材,结果刮起了“程朱理学”的风潮,又开始影响大明。

原以为这辈子没“出书”的希望了,现在大好机会摆在眼前,解缙如何能放过这次机会,要知道一旦握着思政教材的编纂权,那就相当于在思政教材上写上了他解缙的名字,这是要留名千古,影响万世的。

什么礼部不礼部,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

解缙发动反击,直指礼部“革新教育不到位,府学、州学、县学中推行杂学不力”,借此说明礼部没有能力,没有贯彻皇上的教育主张,据此说明“无能之士焉懂思政之本,若授予礼部,岂不是言祸万年?”

礼部依旧抓着思政学府“僭越专权”,“欲收人心”的问题不放,并开始影射内阁解缙,甚至还提到思政学府内部有人“结党一派,自成势力”,就差直接点名解缙了。

吏部下场,认为应该严查结党一事,刑部很快便表态支持。

户部尚书夏元吉看了看混乱的朝堂,决定以公务繁忙为理由,拒绝参与斗争。工部尚书郑赐也不想参与,正忙着会通河之事,哪里有时间管你们斗殴。